2012年的夏天，一档大型的专业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并迅速走红。它没有华丽炫目的舞台，没有疯狂投票的粉丝团，却在开播后第二周便以高达2.8的收视率力压近年各项音乐选秀节目，在其后各期的收视冠军位置上傲视群雄，风头一时竟盖过两岸的综艺节目之王《非诚勿扰》和《康熙来了》。来自民间的“好声音”牢牢占据了各大视频网站的“热歌榜”，数以千万计的网民在微博上惊叹“这是久违了的真音乐！”“让人激动得睡不着觉！”；甚至连主持人华少那“开挂”式口播广告也被人们竞相模仿；冯小刚、姚晨等在新浪微博上更是不吝推荐，就连国家广电总局都点名表扬《中国好声音》“关照现实，注重品质”。
一、《中国好声音》脱颖而出的五个因素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好声音》在被称作“选秀末世”的今天脱颖而出，取得口碑与收视率的双赢呢？笔者认为以下五个因素不可或缺。
1、国际模式，中国表达
星空华文传媒曾经制作过《舞林大会》、《中国达人秀》等众人熟知节目，但真正让它变得家喻户晓还是由于它的新作《中国好声音》的蹿红。其首席执行官田明认为，节目成功的重要秘诀就是“国际模式、中国表达”。
国内很多选秀节目都源于对国外同类节目的简单模仿。但是，照搬照抄的同质化泛滥无疑会导致节目的艺术质量下降，生命周期缩短。借鉴吸收西方娱乐节目某些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态、制作模式和技术，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娱乐节目与国际对接、拓宽视野、题材挖掘、审美创造和创新模式，为世界文化艺术的共生、融合与创新提供了时代背景和延伸空间。但是，“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我们也应意识到，“与狼共舞”的结果，绝不意味着与“文化殖民”划上等号。对国际模式的借鉴不可能替代我们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在节目的精神内涵上应该强调中国历史、本土文化、“龙人”情感。
《中国好声音》就是此理念下的一个成功案例。《The Voice》这档节目最初始于荷兰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被多个国家引进后掀起收视狂潮，最终以《中国好声音》这个名字在浙江卫视落地。它根据中国本土的需要做了相应的改变。比如中国老百姓喜欢听真实、感人的故事，而《好声音》在帮助拥有歌唱天赋的普通人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向观众展示了一段段自强不息、温暖动人的故事，它让我们看到了爱好音乐的普通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真实、深刻的人生体验，以及为梦想而奋斗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虽是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克服了地域“时差”和“水土不服”，在2012年7月13日正式亮相就以1.477的高收视率取得全国第2名的好成绩。①
2、不以“貌”相，唯“声”是举
近年来我国文化艺术表演活动萧条的原因很多，从内容上看，是内涵与主题肤浅平庸；从形式上看，是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视觉冲击”，以“选美”造就视觉奇观，争夺眼球，却过分轻视艺术的文学价值和人文关怀，虽然让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心花怒放，但由于创作者构思缺乏朴实纯真的真、善、美内涵，活动形态缺乏创新，以至往往都如过眼烟云，或是昙花一现。
《中国好声音》最突出的新意在于：另僻蹊径，“先声夺人”，不以“貌”相，唯“声”是举。在初选阶段，明星导师背对学员，学员不管高矮、胖瘦、美丑，或者在身体上、心理上有缺陷都不再重要，镜头对准的只有他们演唱的表情，导师沉醉、震惊、好奇或纠结的神情，耳畔回响的则是让人动容的好声音。负责该项目运营推广的总监陆伟强调：“《中国好声音》最重要的核心元素是声音，不论是普通人还是参加过多档节目的红人甚至是小有名气的歌手，在导师背对学员的情况下，都只能凭声音的实力说话，声音才是关键！”所以，曾被人讥笑太矮太丑的哈尼族小王子李维真在这里收获了自信；从小双目失明的台湾街头艺人张玉霞在这里得到了赞美；患有自闭症将自己封闭在个人世界里的王乃恩在这里敞开了心扉……正如央视主持人王梁夸赞那样：“没有居高临下，只有惺惺相惜，没有虚荣造作，只有全情投入，没有新奇特，只有好声音！”
3、严选导师，鲜活模式
传统选秀节目中，掌控“生杀大权”的评委往往在主持人的协助下对选手吹毛求疵：或毒舌伤人，或刻意煽情，矫揉造作，令人反感。实际上，导师既是节目的“议程设置者”和节目质量的“把关人”，又是选手和观众的老师和知音，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言传身教直接影响着节目的质量和效果。《中国好声音》的导师经过严格挑选，其风格各异，言行得体，相得益彰。他们杜绝“炒作”、拒绝“毒舌”、不存偏好、不耍“大牌”，有时甚至被选手“挑挑拣拣”“评头论足”。四位导师配合默契，互相调侃，卖力吆喝，令比赛氛围始终和谐、友爱和幽默：“家长会会长”代表刘欢以专业点评见长，曾当场脱帽来鼓励为外貌自卑的女歌手董贞摘下面纱，并说出掷地有声的励志名言：“我刘欢长成这样，在中国流行歌坛已经屹立30年！对于真正的好歌手，外貌如何并不重要”；直率、开朗、真性情的那英与“赤足女孩”黄鹤脱鞋同台唱歌“露怯”的场面，在网络上好评如潮②；比较偏重感性的杨坤，为吸引选手加盟时不停喊出的“32场演唱会”，后成了口头禅，让观众们捧腹；庾澄庆更是情趣交融，对现场气氛的调节游刃有余。这四位大牌给选手以百分之百的平等尊重和没有保留的赞美欣赏，这种正能量的传递，备受人们好评。
4、不拘一格，“选”“教”结合
《中国好声音》郑重承诺：拒绝“毒舌”，杜绝“绯闻”，与国际接轨，扬中华文化，以振兴中国乐坛、培养未来巨星为己任，为华语乐坛的发展提供一批怀揣梦想、具有天赋才华的音乐人！它不拘一格，废止了“海选”程序，派出多组“伯乐”在全国筛选，甚至前往各地音乐学院、文工团或是酒吧“淘音”。最后从全国范围筛选出了上千个“好声音”，然后录制视频传到上海，交由音乐总监、总导演及三位副导演来共同评选，在200多位被请到上海的佼佼者中，最终在荧屏亮相的只有70余人，真可谓“百里挑一”。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有心存音乐梦想的草根，有发过片的歌手，有多年职业音乐编曲的幕后人，甚至还有为奥运会主题曲唱小样的专业人士。以前他们参加这类选秀总会让人诟病为“胜之不武”。但在这里，他们都是为追随自己挚爱的音乐，实现“唱歌梦”、“舞台梦”而来的平凡人！而四位明星导师“盲选”出自己的门下弟子后，以自己多年的专业知识、经验和素养去进行针对性指导。
5、制播分离，实现双赢 《中国好声音》堪称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制作者直接参与广告分成。《中国好声音》首播一炮而红，其不可估量的品牌价值更是惹的各商家红了眼，让浙江卫视和星空华文传媒赚实现双赢。
二、《中国好声音》成功的三个启示
《中国好声音》的异军突起，无疑为选秀节目市场打入一剂强心针，它的成功带给我国选秀节目以下三个启示：
一是世界视野与民族情怀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后期，真人秀节目旋风般地在西方电视荧屏兴起后，刮遍世界，我国电视媒体也争相模仿、引进。真人秀节目丰富了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形式，打造出一批“平民明星”，拉近了受众与媒体的距离，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宴。但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情特点、文化观念与民族情结。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应当在外为中用的过程中推陈出新，把价值观念与艺术审美融合到文化艺术的历史背景的生动形态之中。如果节目想要在中国乃至全球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就必须凸显中华民族的特色，调和西方文化基因与我国几千年积淀的东方传统文化土壤之间的矛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在一些娱乐元素的运作模式上不断吐故纳新，这样才能保证有更强大的感染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是坚守主流价值观与更新艺术形态的结合。近年来许多电视选秀节目极度推崇节目的纯娱乐性，致使主流价值观的缺失。要提高节目的创意水平，必须要有鲜明的与时代相呼应的核心理念作支撑，通过不断创新节目形态，在满足广大受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意识。
《中国好声音》呈现的那种“真实娱乐”和“民生娱乐”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回归主流，宣扬真情，把最清澈、最质朴、最真诚有力的东西还给老百姓，注重以情动人。徐海星一首献给父亲的《自己》，传达出一个女儿对逝去父亲深深的思念之情；航天科工云杰的一首《鸿雁》，让人感受到人性纯粹的一面；金志文《为爱痴狂》，当场对陪伴他八年的女朋友表白的场景让我们看到爱情的伟大。这一幕幕真实又感人的片段深深地触动了观众和网友的心弦，令人为之动容。《好声音》中我们看到了当今社会最稀缺的价值观元素——真、善、美、爱、希望，这就是它的成功之处。
三是提高教育功能与优化经营策略的结合。文艺类节目的功能是多元的，它同样承载复杂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教化意义，同样是传承、坚守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阵地。面对传播市场化和媒介商业化的改革浪潮和激烈的竞争态势，既要使媒体成为广大观众的精神家园，把轻松愉快的、纯净高尚的精神产品奉献给观众，又要在文化艺术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发展，还必须在制作文化艺术节目的体制和模式上，把精神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其实，市场化、商业化是文化艺术事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把追求收视率及背后的利润作为唯一的驱动力，以致冲垮了节目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节目就会“变味”。《中国好声音》把健康的文化品味与独特经营策略结合起来，通过提升节目质量获取大量广告投入，打造包括音乐学院、演唱会、音乐剧、线下演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提升其品牌价值等良性盈利模式经营。在传递了主流文化价值，实现精神道德上的引导意图，对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实践、审美、娱乐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社会功能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发展需要的经济效益。
（作者：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部）